仇和旋风

仇和再一次备受关注。

不仅因为升官，从江苏省副省长位调升云南省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而且因为升官后一系列的言行，不仅震撼了“温吞”的春城，而且震撼了整个云南，乃至全国。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是政治作秀，还是个性使然，还是单纯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抑或官场政治生态有变化，或是干部提拔机制有突破？不同的人对仇和本人及其言行乃至所谓的“仇和现象”有不同的解读。

我们不是姓名学家，更不是算命先生，但回看仇和在官场一路走来的历程，其名字的确让我们浮想联翩——“仇和”，字面上讲，就是憎恨平和。

中华传统文化是非常讲“和”的，甚至可以说，就是“和文化”。至于为官之道，更是不“和”不足以为官。但仇和给人留下的记忆，不是“和”，而是“仇”。1996年秋，仇和任刚刚筹建的江苏省宿迁市的副市长，年底并兼任下辖的沭阳县的县委书记。走马上任就初露锋芒，拿下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要知道，这个以卖官闻名的黄书记，当时连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也莫奈其何。

接下来的“仇”就更深了，从1997年到1998年，仇和两次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光照”。后来更因在宿迁推行“卖光式”改革，于2003年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三个月不到的时间，三度被《焦点访谈》“光照”。五次“光照”，仇和都不是正面人物，或是有争议人物，或干脆就是负面形象。

但仇和似乎并非不懂为官之道，从2006年初当选江苏省副省长后，到2007年12月底赴任云南，近两年的时间内，他一改过去的高调风格，由“仇”而“和”，不但媒体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而且他尽可能拒绝媒体采访，以至有媒体一度认为，仇和真的“当官”了。

这正是仇和真正值得回味的地方：并非不懂得“和”，但更愿意选择“仇”。事实或许胜于雄辩，如记者所报道，仇和在2001年离开沭阳前往宿迁履新市委书记时，留下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新城市，市容“漂亮、整齐、干净”，曾经的质疑与咒骂变成了褒扬和称赞。

如此一回看，仇和一系列的大胆言行，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恰恰就是人民。如此一观照，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这里下一个论断：官场上如过江之鲫的和事佬，不是和尚撞钟之辈，就是明哲保身之流。

今年正逢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回首峥嵘岁月，我们最需要什么呢？或者说，能够极大地推动社会前进的是什么呢？

在制度没有之前，谁来创制呢？

这里面有桩事值得一提，“咸安政改”在参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时，评选问卷中有一道关于改革动力的调查，三个选项分别是：上级部门要求改革、地方政府自发改革和因某某人主张改革。咸安区委填选的是最后一项——在当下，改革人物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

“仇旋风”刮到温吞昆明

-本刊记者/李梓(发自云南昆明)

善于制造新闻的仇和，遭遇了善于作秀的昆明

“压力大不大？现在公务员三天里至少有两天在谈论和仇书记相关的话题。”——公务员

“仇和模式，仇和现象，仇和来了不到100天就能总结出模式了？不要人为制造新闻，捧杀了仇和。”——大学教授

“现在全国都在关注昆明，这对地处偏僻的昆明来说是件好事。”——昆明市长

“春城”成“村城”

一座温吞的城市迎来了一位旋风般的市委书记，在从宿迁市委书记的位置升迁江苏省副省长1年之后，仇和又回到了市委书记的位置上。昆明，作为3700万人口的云南省省会，是这个边疆省份唯一的中心城市，拥有常住人口和暂居人口各200万。这里四季如春，在中国宜居城市排名里通常在第4的位置。

2008年1月17日，新上任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一次会议上，这样描述了这座让昆明人深以为自豪的城市：“城中空间与城郊空间不对称，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不对称；春城不绿，城市整体形象不佳；交通拥堵，市民出行不便，被一些市民戏称为‘困民’；城中村见缝插楼，春城几乎成为‘村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与现代化都市应有的作用极不相称。”

关于“村城”、“困民”的段子，在昆明老百姓中间已经流传广泛，但从来没有一位市委书记或者市长如此不给面子地在广庭大众之下引用。中国人习惯于岁末休眠，在仇和赴昆明上任的这个时间段，中国人谈论的话题通常是年终奖、过大年和休假旅游。仇和的发言惊醒了睡梦中的昆明公务员系统。

关于这位中国最具争议性的书记的官职变迁，一些评论认为，这表明了中央政府对他的宿迁改革的认可。从昆明来看，这里也急需一位改革派官员。在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实力榜中，昆明最近5年的排名在不停地大幅度下降：2004年排名第28位，2005年排名第38位，2006年排名第53位。同时，城市竞争力排名从2003年以来也呈不断下降趋势，2007年已经落到了第73位。也许正是如此，昆明市长变动较快，上一任市长王文涛来自上海，他在任上以强硬改革著称，而现任市长张祖林属于本土官员，2007年11月20日刚到任。

压力

“仇和把宿迁的那一套都搬到昆明了！”昆明官场在纷纷议论。

“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如此硬邦邦的就职演说，立刻被全国各大媒体转载。许多昆明官员认为，这位市委书记不会那么“随和”，肯定会有大动作。

在随后一周的“熟悉环境”的巡视中，仇和抛出了一些小的改革意见，比如提高便民服务窗口办事效率，简化自主创业项目审批手续等。令人惊奇的是，在仇书记视察过后，昆明市办理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速度迅速提高一倍。一位身在外地工作的李小姐，想试试这条新闻灵不灵，于是申请异地办理港澳通行证，工作人员告诉她，只要提供相应的证件就可以办理，证件可以用快递邮寄过去，时间不超过15天，“这是仇书记要求的。”工作人员说。

在随后的几天，仇和在发言中强调了治理城市污染、疏导城市交通、加强招商引资的软环境建设、加快城市工业化等工作重点，也许是以前的昆明市长和市委书记们讲过了太多次，这些话并没有在民间引起太大反响。但是，昆明官场被震动了，事出于仇书记的一段讲话：“这么多的公务员，1/3去招商，1/3去创业，剩下的1/3照样能把这些事情做完。”

招商，这一仇和改革的重要法宝再次被使用，抽调公务员形成35个专业招商局，派驻全国各发达城市驻点招商。这一改革措施一出台，立刻让人想起沭阳当年“教师都有招商任务”。

仇书记要求公务员天天写学习心得，仇书记要求所有的部门领导都去招商，仇书记要求领导干部24小时开机待命。总之，仇书记让公务员们觉得很紧张，很不舒服，并认为他的这一套与昆明的本土文化很不符，在网络上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加班多开会多难道就等于效率高？让管文教卫生的都去招商，这明明就是重复10年前沭阳给教师下发招商指标的那套嘛！”

怨言

2008年2月20日，一件被称为“瞌睡门”的事件发生了。当天，仇和邀请了江苏省的一些官员和商人，来介绍招商引资的经验，而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一名干部在听讲过程中竟打起瞌睡来，被仇和点名批评。两天后，这位昆明市辖下呈贡县的招商局副局长，被县纪委要求辞职。

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迅速轰动全国，仇和的铁腕被一些人称道，也被一部分人质疑为“人治”。仇和没有公开地评论这件事情，但事后他通过秘书，澄清了一点：他并没有强令这位干部辞职的意思。“瞌睡门”事件以后，昆明市各报纸的跑口记者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不再能像以前那样，随时得到仇书记出席的各种会议通知了。“仇书记对‘瞌睡门’事件的媒体报道很不满意，认为媒体歪曲了他的意思，放大了这一事件。”一名负责报道市委消息的记者说。

除了“瞌睡门”外，另一件事情也让仇和很不满意，在2008年元旦前，仇和前往昆明市辖下的富民县调研，当地政府摆出了丰盛的包括18道菜的宴席招待市委书记，不料仇和对此相当不满，并直截了当地说：“这顿饭是你买单我买单啊！”富民县委县政府颇有“闻过即改”之意，立刻把此事提上议程，1月7日召开全县干部动员大会，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发布2008年1号文件，规定首先在公务员中推广“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随后再推广到全县，违者轻则批评教育，违反3次单位领导将被撤职。事后，仇和在一次会议上，忍不住提到此事，并表示他只是一种倡议。

对于富民、呈贡各县的迅速反应反而受到批评，呈贡县的一名公务员忍不住开始抱怨：“现在仇书记要求对干部进行年度考核，达不到任务要求要下课，这谁能不紧张，谁能不把他说的话当话？这政绩又不是说来就来。”他忍不住为自己的邻居蒋文辉——也就是“瞌睡门”中被解职的官员申辩，“他平常也是一个工作很努力的人，很有人缘。”

常常被邀请给政府官员讲课的云南大学教授熊思远说，现在的昆明公务员很畏惧这位领导，唯恐改革的刀子动到自己身上。

在“吃饭门”和“瞌睡门”事件之后，昆明市委负责宣传报道的工作人员，在私底下曾经与各媒体进行沟通，要求不要炒作政府新闻，“这些新闻，老百姓也许会叫好，但是却会造成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分离。”

细节遭质疑

2008年春节之后，昆明市民也开始纷纷议论起市政府新出台的举措，他们发现，这位新书记对他们的生活有不少影响。

市政府一个文件，昆明要拆336个城中村，这个消息震动了昆明的每一个角落。正如仇和所形容的那样，昆明的主城区，可以称为一个由城中村组合起来的城市，整个城市显得混乱无章。城中村是城市中卫生、治安、环境最差的地区，缺乏规划和管理，违章加盖楼盘的现象比比皆是。几年前，昆明曾经出过一条新闻，一个小孩子被卡进了城中村两个楼房的间隙之中出不来，结果警察和消防部队出动，花了三四个小时才解救成功。

仇和到来之前，昆明市辖下各区已陆续开始拆迁治理城中村，其中五华区由政府出面，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莲花池片区的拆迁工作。其他的几个区也陆续开工，但速度缓慢。“钱是个大问题，莲花池片区就花了8亿元，整个昆明300多个城中村得多少钱，而且这些钱还得是现金。这些城中村相对密集，怎么开发和收回成本也是问题。”在为房地产公司做投资顾问的商人吕强生说。

对于那些生活在城中村中的人来说，获得多少补偿和以后如何延续生活才是关键。在房价经过两年的暴涨后，拆迁补偿也上涨到6000块1平米，这让许多村民觉得满意，有些开发商提出可以原地回迁的条件也很诱人。许多于3月份开始拆迁工作的城中村，能够在几天之内迅速得到超过60%的村民响应。当然也有不同意的，地处闹市的桃源村片区，其拆迁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年，许多村民早就拿到补偿款搬走了，但一部分坚持要价每平米1万的居民还坚持在那里。“拆迁一定要以自愿为原则。”仇和和昆明市长张祖林都多次说过这句话，但既往的经验表明，能否在5年之内拆完这300多个村子，并不一定是有一位强势的书记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比起拆迁城中村，另一件涉及面不是那么广泛的事情，引起了昆明市民更多的非议。为了缓解昆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昆明市决定将30多个小区的道路“私改公”，这个消息在2月28日见报后，受到了在“私改公”范围内的小区居民的强烈反对。除了使用《物权法》为自己维权外，这些市民还提出一个尖锐的意见，出台与市民权益如此相关的政策，事先竟然没有征求过市民的意见，也没有开过听证会。这个质疑让政府相当狼狈，后面虽然补充了协商赔偿办法和市长保证等亡羊补牢措施，但难消市民之气。

仇和来到昆明后，推行了多项便民措施，取消了76项行政事业收费，大幅度降低了当地的创业成本，赢得市民赞誉。但另一方面，为了迅速推进改革，大量政策匆匆忙忙出台，对过程的省略，已经引起了许多人对仇和执政细节的质疑，这也是从仇和在沭阳推进改革至今一直存在的问题。

全新的锐气

在仇和来到昆明的两个月内，他启动了许多昆明市以前曾经多次讨论但一直未取得一致意见的项目，比如城中村全面拆迁、修建地铁、城市中心向郊县呈贡转移等。从整个城市的建设来看，这些项目毫无疑问必须进行，这早已在昆明市政府和云南省政府部门取得共识，但必须和现在进行是两个概念。新官上任的仇和，利用他上任的这股热势，迅速点燃了这把改革之火。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他的人，都承认，他为昆明带来了一股全新的锐气。

“有人说仇和是理想派，我觉得他是一个实干主义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自己身先士卒，自己参与到整个决策、执行的过程中，带来一种非常开明、开放的思想和理念，和非常高的效率。”昆明市市长张祖林这样评价他的搭档。

许多昆明人，对本地人、本地政府以及本地经济的“温吞”感到不满，但身为昆明市长的张祖林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也不认为仇和的改革旋风和本地有何“水土不服”，云南另一位著名学者杨先明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评价说：“仇和是一个有争议的改革家，但他在宿迁的改革效果是好的。昆明需要改革家，而且他来昆明，并非照搬宿迁经验，还是针对昆明实际情况做了些调整，他的措施方向是正确的，关键在于将这种热度持续下去，我对此拭目以待。” (本文来源：新世纪周刊 作者：李梓)